根據《朝日新聞・生活》報導,一位30多歲的女性陷入兩難:她正努力平衡自己的家庭與對母親及殘障弟弟的照顧責任。母親獨自扶養有知能障礙的弟弟已年過60,兩人同居。數月前,弟弟因障礙者就業機構的公司解雇,母親陷入更深的焦慮,常深夜或凌晨打電話來哭訴,甚至對女兒發脾氣。她對女兒說:「我死了後,誰來照顧你弟弟?生活根本無法支撐。」
這位女性表示,母親與父親20年前離婚,父親從未支付生活費,但兩人在每個週末仍保持聯絡。母親雖然口口聲聲說「沒有錢」,卻仍會去旅行或做美甲,這樣的行為讓她對母親產生了更多的不滿與擔憂。她也回憶,當她結婚時,母親曾對丈夫說:「我有殘障的兒子,你要把我當成一起嫁過去的對象。」這話讓她與丈夫都深受傷害。
目前,這位女性每月都會給予母親與弟弟固定的經濟支援,也會帶他們外出用餐或旅遊。然而,她內心明白,這筆錢其實是她自己的儲蓄。她不禁想問:「我還能支持到什麼程度?」
針對此問題,社會學者上野千鶴子表示,殘障者的兄弟姐妹常常在家庭中承擔過多的照顧責任,而這責任往往來不及被社會看見與承認。上野指出,「照顧者經常被動接受這些責任,他們的壓力與疲勞往往被家庭成員忽略。」在日本,殘障者的家庭照顧者平均每戶年支出約50萬日圓,但大多數家庭並未獲得足夠的社會與政府支持。
「照顧責任不該只由個別成員承擔,這需要社會系統的協助。」上野說。她建議女性設下明確的界限,並尋求外部支持,例如社會福利機構或社區資源,以分擔照顧壓力。她也鼓勵這位女性與母親坦誠溝通,探討未來照顧計畫。社會學家指出,「在現代社會中,家庭的結構與責任正在轉變,不能單靠傳統的『孝順』來應對當代的照顧壓力。」
面對母親與弟弟的現實困境,這位女性未來該如何在個人幸福與親屬責任間取得平衡,將是她必須深思的課題。
📰 本文資料來源 • 朝日新聞・生活 • 日本厚生勞動省《障害者支援制度與家庭照顧者狀況調查報告》2024 • 上野千鶴子專訪《女性與社會照顧》2025

編輯觀點
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的見解提醒我們,在傳統孝道與現代家庭結構之間,照顧者的心理健康與自主權常被忽略。我們需要更多的制度支持,而非家庭成員單獨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