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University World News》報導，非洲至今僅有一位國民在獲得諾貝爾獎時仍保有非洲國籍，這就是埃及科學家阿赫邁德·祖威爾（Ahmed H Zewail），他在1999年獲頒化學獎，以表彰其奠基於飛秒化學的貢獻。然而，諾貝爾獎委員會僅以獲獎當時的國籍為判斷標準，導致許多出生於非洲、改籍他國並在科學領域有卓越成就的學者，並未被納入非洲的科學人才成就中。

這類學者包括在美國獲頒1951年生理學或醫學獎的麥克斯·西爾勒（Max Theiler），南非出生的1979年醫學獎得主艾倫·科馬克（Allan M Cormack），以及後來定居英國、新加坡、美國等地的科學家，他們雖然曾在非洲接受早期教育，但最終都在其他國家完成關鍵性的研究與發展。

為何堅持這樣的狹義定義？因為這是一種體系測試。當一項成就是在全球級別上被認可時，往往與當時支持研究的整個生態系統密切相關——從博士教育體系、研究設備與技術人員，到長期的資金支持與制度保障。如果非洲只有一個名字符合這樣的標準，這面鏡子對人才本身並未苛責，而是對其背後體系毫不留情。

人才外流的百年模式 非洲科學人才的流動模式已經延續了一個世紀：在非洲出生或接受早期教育，關鍵訓練與平台建設卻在其他國家完成，最終國籍也與其科學事業成熟的地點一致。這種模式並不令人意外，這是當年輕科學家無法在本土找到穩定資金、設備與指導者時的自然結果。

研究投資的稀薄與不穩定 非洲聯盟長期以來目標是將研發支出（GERD）提升至國民生產總值（GDP）的1%。然而實際上，非洲平均僅達0.5%，不到經合組織（OECD）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且進展不均。根據非洲經濟委員會（UNECA）的數據，能培育出諾貝爾獎級科研的體系往往投入更多資金，而且關鍵在於資金的長期穩定性。

缺乏「方法層」基礎設施 諾貝爾級的科學研究依賴昂貴但常被忽視的基礎設施，例如度量實驗室、微觀與影像中心、動物與臨床設施、無塵室，以及專業技術團隊。如果這些公共資源不足，研究者就會遷往已有設施與標準的地方。

短期資金與成果導向 研究經費通常以二至三年為週期，加上評估系統過於強調短期成果，這種模式對長期基礎研究不友善，也難以支持風險高的創新實驗。

報導顯示，非洲要培育出本土的諾貝爾級人才，需要的不是天才的激增，而是制度與資源的轉變。只有當非洲建立穩定的研究環境，並投資於長期基礎設施與人才培育體系，才有可能在未來見證更多非洲公民在全球科學領域的卓越表現。

📰 本文資料來源 • University World 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