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每日新聞》，日本醫療界女性醫生人數雖逐年增加，但性別意識並未隨之轉變。2020年的統計顯示，全日本產婦人科醫生中，約有70%的20世代女性，然而管理職中女性所佔比例仍低於30%。

在傳統與現實的衝突中，有人選擇妥協，有人選擇抗爭。一名30代女性醫師，曾在某大學醫院當產婦人科研修醫師，她的育休一結束，就被安排重回當值。她被上司以「研修規則」為由強行安排每週輪值，對方甚至建議她「請人照顧小孩，其他醫師都這樣做」。

她並不是孤例。根據《東洋經濟》的產業調查報告，近年來選擇延緩結婚或生育的女醫師比例上升了32%，遠高於男性同業2.5%的比例。這不是「個人選擇」的問題，而是結構性的困境。

當父親想「休產假」，也要先過主管一關

在一個以男性優先為核心的產業中，「父親」這個身分往往被視為一種「負擔」。她先生是同一醫院的產婦人科醫生，想請育休假，反覆遭到教授反對，最終只能悄悄申請。

這並非因為產業人力短缺。相反地，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2023年報告，產婦人科醫生缺額已高達1.7萬人。但真正缺乏的，是對母親、父親雙方的制度性支持。

約30小時的當直，誰該承擔？

在一般產婦人科醫師的當值安排中，一整夜輪班約30小時，期間需處理分娩、突發手術等各項臨床任務。這並非24小時制的加班，而是24小時以上連續工作的常态。這種安排在男性醫師看來理所當然，但對新母親來說，與嬰兒的生理週期完全衝突。

「我每天睡兩小時，孩子也睡兩小時。」這位醫師自嘲說，「剩下的時間裡，我在責怪自己不是個好媽媽。」她與先生都沒有請過長假，只能在輪班的空隙幫忙餵奶、換尿布。

想成為專門醫生，先跨過「性別門檻」

在醫界，要成為「專門醫生」，需要完成3年以上的專門醫訓練，並累積足夠的臨床經驗與論文數量。對女醫師來說，這段訓練期往往與生育期重疊，導致她們無法全心投入。

根據日本醫師會的內部數據，完成專門醫訓練的女性比例僅約24%。相比之下，男性則高達53%。這並非因為女性能力不如，而是因為訓練期的「強度門檻」，讓育有嬰兒的媽媽無法負荷。

她並未放棄追夢的念頭，只是開始對「夢想」有所懷疑。「如果成為教授，就無法照顧孩子。如果辭職，我是不是就失去了一切意義？」

這種自我質疑，並不是她一個人的聲音。在日本，越來越多女醫生選擇轉向行政或教育職務，而這也同時限制了產業的成長。

醫學界正站在關鍵點。不是因為少了技術與人數，而是因為少了「人本思考」。

醫療產業如果想真正解決人力短缺，不能只看數據，必須看「人」。一個願意生育、願意工作、又不希望被迫選擇兩者其一的婦女，值得被尊重與協助。不解決這些「隱形門檻」，再多「女性醫師」數字，也只是數字。

對台灣而言，同樣面臨高齡化、少子化與醫療人力短缺的情況，如果日本走過了這條路，我們是否該提早設想？產業轉型不能只靠「數字」，而是要從「制度」與「文化」同時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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