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每日新聞》報導，一樁塵封了十一年的命案，近日在埼玉地檢以「承諾殺人」的罪名起訴被告，再度引爆日本社會對神奈川警方當年調查程序的質疑。這樁事件的焦點在於：一位橫濱市的女子並非自殺，而是在他人協助之下，遭有計畫地殺害，然而警方卻在當年選擇結案。

自殺或他殺？十年過後才翻案

2018 年，埼玉法院針對一名 32 歲的無業男子斎藤純提出承諾殺人的起訴，同時也將這樁十一年前的舊案納入審判。當年的受害者是一名 22 歲的橫濱女子，警方原本判定為自殺，如今卻被檢察官認為是「有他人協助的自殺」，即「承諾殺人」。這類罪名在日本並不多見，通常涉及受死人主動求死的狀況下，幫助他人自殺的人也可能構成刑事責任。

女子的母親透露，女兒曾在死前透過手機向她發訊息，寫到「我並不是自殺，而是被人殺的」。這樣的內容在當年並未獲得警方重視。母親與父親在女兒身亡的當日深夜，還在公寓現場等待解剖結果，在過程中聽到玄關門打開——可能是斎藤純本人當時曾試圖進入現場，但在警方到達前即離開。父母詢問情況，警方卻直接斷定為「自殺」。

而根據進一步的法醫調查，女子體內檢出的成分與日常服用的藥物完全不符，這項異常至今仍未獲得合理解釋。

神奈川警方的體制盲點

當年若能深入調查、提前發現異狀，也許能夠阻止接下來類似案件的發生。有警方內部人士在受訪時坦言，若 2015 年能正確調查此案，那麼 2018 年的承諾殺人案或可避免。然而，他們又立刻補上一句：「這不過是結果論。」

但這段話也讓外界更疑惑：如果當年調查有誤，為何事到如今才被翻案？神奈川縣警近年正因另一樁「川崎跟蹤殺人案」引發大規模內部責任歸責風潮，內部壓力高漲，這樁十一年前的舊案，卻仍缺乏完整的檢討與說明。

多位法律界與警界人士指出，自殺與承諾殺人兩種情況常因現場留下遺書而導致判斷不易。尤其在現場僅剩遺體、無目擊者、現場痕跡不清晰的狀況下，警方往往容易過早結案，這也成為日本警方長期以來被批判的痛點。

專家建議：成立民間委員會，公開檢討

甲南大學名譽教授、刑事訴訟法專家渡邊顗修指出：「日本警察系統對重大案件有著過度的自主性，一旦判定為自殺，幾乎不可能逆轉。這種體質正是錯案的主因。」他強調，目前警方的內部省思與調查報告不夠透明，應該設立「市民參與的第三方委員會」，從外部觀點重新審視過去的作業流程，避免再出現類似錯誤。

京都市產業大教授、前警察官僚田村正博則進一步分析現行資源配置的問題：「即使警察人力有限，卻無法以此作為調查不週的理由。每一起案件，到底需要幾名警力介入，這應該納入制度化、明確化。」他的話語指出，當今日本警方面臨的根本性挑戰，是「技術人力與制度化管理」兩項都未到位。

這樁塵封多年的舊案，如今被重新挖出，不只是為了懲罰當事人，更是在敲響日本警界的警鐘：當體質不變，錯案將屢屢重演。這類問題，或許台灣尚無直接對應的體制，但如果以制度設計與透明度來看，這樁事件的啟示，對任何一個重視公眾安全與司法信任的社會，都不該被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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