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朝日新聞》報導,一位來自兵庫縣的七旬電氣技師,最近在家中翻看文件時,發現一紙家庭法院的公文——那是他母親生前委任的「成年後見人」,也就是一名律師,所取得的報酬金額:801萬日圓。這張紙,把他推入一場糾纏數月、卻始終找不出解答的糾紛。
為什麼「後見人」可以拿走801萬日圓?
這名男子叫小林(化名),是三個兄弟姊妹的次子。母親在年邁時罹患失智,判斷力減退,家庭法院依法指定了一名律師擔任後見人,協助管理財產與生活事項。根據小林提供的文件,這位律師取得的報酬,僅短短10個月就高達801萬日圓,換算下來,月均逾80萬日圓。
與此對比的是,母親生前住在社會住宅,生活樸素。小林和其他兄弟姐妹根本無法理解:這筆金額的根據是什麼?為何母親的財產,會以這種方式被「合法」地抽離?
「這不是正常收費,而是合法的詐欺。」小林氣憤地說。根據日本成年後見制度,後見人的報酬是由家庭法院裁定,但這份文書上竟然還署名了當事法官的姓名。小林質疑,法院是否有審查程序?誰來把關?
成年後見制度:善意與濫權的灰色地帶
成年後見制度本意是保護心智能力退化的高齡者。根據規則,後見人可以是親屬,也可以是專業人士,例如律師、會計師、社會工作者等。若是由專業人士擔任後見人,報酬由法院裁定,並非直接從當事人取得。
然而現實中,問題往往出在「收費標準」這個環節。日本法律並未設下後見人報酬的上限,也沒有一套明確統一的計算方式。這意味著,只要法院認定「後見業務的複雜度足夠」,便有可能通過高額報酬申請。
「這制度本來是為保護弱勢,結果卻成了某些人牟利的工具。」已退休的前家庭法院審判官表示。他指出,這類報酬爭議已不是偶發事件,而是系統問題——法院對後見人報酬的審核,經常缺乏透明度與專業性,甚至有案例指出,同一法院在一年內通過多筆類似高額報酬申請。
家族矛盾與報酬爭議,怎麼解?
小林一家的糾紛,其實源自更早的財產爭議。母親在失智後,親子間對財產使用與分配本就分歧。等到法院指定後見人,事情不僅沒解決,反而更加複雜。小林懷疑,後見人正是利用這個機會,透過法院裁定,取得過高的報酬。他也試圖向法院抗議,卻被回應說「這是法院裁定,無法再議」。
「那誰來監督法院?」他問。法院與後見人間的關係,往往存在著「制度設計上」的漏洞。這也是為何過去幾年,類似的爭議層出不窮,甚至有民間團體建議,應該由外部獨立審核後見人報酬——類似台灣對公務員薪資的公開與審核機制。
留給台灣讀者的一個問題
這不是一篇關於日本「制度不健全」的報導,這是一則關於高齡社會裡,「善意如何被腐化」的寫實場景。我們都知道,日本是台灣即將邁向的未來。當我們的高齡長者越來越多,財產管理成為家庭焦點,如何設計一個「透明又公平」的後見制度,是值得思考的議題。
如果有一天,你或家人必須依賴某種「受託人」來管理財產,你會怎麼確認他拿走的錢,是不是真的該拿?這不是遙遠的事。它是小林的經歷,也可能成為你的現實。



編輯觀點
這個案例揭露日本成年後見制度在實務執行上的嚴重漏洞。根據法律規定,成年後見人是為了協助無行為能力人管理財產與生活,理應公正、透明地執行,但在實際運作中,特別是當後見人是外部專業人士而非親屬時,往往會產生高额費用爭議。本案中,801萬日圓的報酬高於市場相場,令人質疑家庭法院在選任與費率審核上是否確實履行監督責任。對有日本親友、或可能未來在日購產的中國讀者而言,這樣的制度缺陷也提醒我們在外國財產管理上應提早規劃並審慎委任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