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New York Times》的最新報導，紐約市在2025年支付了高達1.17億美元，用以和解涉及警察與檢察官不當行為的訴訟。這筆金額雖較2024年的2.06億美元顯著下降，但和解案件數量卻反向飆升至1,044件，創下自2019年以來的新高，顯示問題的根源並未真正解決。
紐約市不當行為和解金：數字遊戲下的真相
表面上看，和解金總額從2.06億美元降至1.17億美元，似乎是個值得慶祝的「進步」。然而，這只是數字遊戲。真正的問題在於，2025年和解的案件數量高達1,044件，不僅遠超前一年，更是自2019年以來最多。這意味著，雖然單筆賠償金額可能降低，但發生不當行為並最終導致訴訟的事件卻層出不窮。自2019年以來，紐約市已為此類訴訟支付了超過7.96億美元，這筆天文數字，全都由納稅人埋單。
法律援助協會（Legal Aid Society）的分析直指要害：紐約市警察局（N.Y.P.D.）依舊是讓這座城市付出最多和解金的機構。該協會的監督律師珍維恩·黃女士明確指出，必須加強問責制，才能從根本上防止不當行為發生。她甚至提出一個直截了當的建議：讓警察局從其營運預算中支付這些法律和解金，而非由市政總基金承擔。這項建議去年就由市審計長提出，卻遲遲未見實施，背後的原因，耐人尋味。
當然，警方也有他們的說法。他們聲稱，超過三分之一的賠款是針對「錯誤定罪」，其中絕大多數案件發生在至少20年前。例如，去年兩筆最大的賠款，分別是1300萬美元和1113萬美元，就是為了和解兩名男子因1987年一起謀殺案被錯誤定罪的案件。警方強調，這些雖是重要案件，但不能反映「當今警務的狀況」。然而，這番辯解在面對2020年發生的警察毆打事件（導致肯尼斯·巴科特失明，獲得575萬美元賠款）時，顯得蒼白無力。事實是，無論是數十年前的冤案，還是近年來的暴力執法，這些成本都由納稅人一肩扛起。
納稅人埋單的「問責」：全球城市治理的警鐘
這筆筆巨額和解金，不僅是紐約市的財政負擔，更是全球所有城市治理的警鐘。問題的核心從來不是「賠了多少錢」，而是「為什麼會一再發生」。當一個城市的執法機構持續累積不當行為的黑歷史，並將其財務後果轉嫁給普通市民時，這不僅侵蝕了公共財政，更嚴重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對於全球投資人而言，這類新聞絕非無關痛癢。一個無法有效約束其執法部門、讓納稅人持續為其錯誤買單的政府，其財政穩健性和治理能力都值得打上問號。這可能影響市場對該城市市政債券的信心，進而提高其融資成本。每一次和解金的支付，都意味著原本可以投入住房、教育、公園或其他公共服務的資源被挪用，這對城市長期發展構成無形的阻礙。正如市長佐蘭·馬姆達尼的發言人所言：「每一筆用於不當行為和解的錢，都是無法用於住房、教育、公園或真正讓紐約客更安全的服務的錢。」
台灣讀者或許會覺得這離我們很遠，但背後的邏輯卻普世皆然。當公權力缺乏有效監督，當問責制淪為口號，最終承擔代價的，永遠是廣大市民。紐約市的案例，生動地揭示了將執法部門的法律責任與其自身預算脫鉤的危險性。如果執法機構無需直接承擔其不當行為帶來的財務後果，那麼改革的動力何在？這導致了一種惡性循環：不當行為發生 → 訴訟 → 市政總基金賠償 → 執法機構成本不變 → 不當行為持續發生。這根本不是「問責制」，而是讓全體市民為少數人的錯誤集體買單。
[Mamdani 的警察改革承諾：不只是紐約的事，更是你我身邊的社區挑戰]這篇文章中，我們曾探討過類似的警察改革議題。紐約市的困境，正凸顯了這類改革的迫切性與其可能面臨的阻力。
這背後還有什麼利益沒說清楚？顯然，讓警察局從自身預算中支付賠償，會直接衝擊其年度預算分配，可能導致資源緊縮，甚至影響警力部署或福利。這正是改革的最大阻力所在。當一個機構的既得利益與公共利益相悖時，改革往往舉步維艱。
紐約市這次「表面下降、實則惡化」的和解金數據，揭示的不是進步，而是更深層次的治理危機。如果無法從根本上強化執法部門的內部監督與外部問責，並讓其真正承擔起財務責任，那麼無論市長如何強調「問責制和財政責任」，都將淪為空談。
這場關於不當行為和解金的數字遊戲，遠未結束。它不僅是紐約市的挑戰，更是全球各城市在追求法治與公民權利平衡時，必須直面的一道難題。如果我們不從這些案例中汲取教訓，那麼下一個為公權力失職買單的，很可能就是你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