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New York Times》的最新報導，紐約市在 2025 年共支付了 1.17 億美元，用於解決涉及警方及檢方不當行為指控的訴訟案件。這筆金額相較於 2024 年的 2.06 億美元和解金，呈現了顯著的下降，降幅達到 43.2%。儘管總體支出有所減少，但該年度和解案件的數量卻創下近年新高，達到 1,044 宗，是自 2019 年以來最多的一次，這凸顯了紐約市在警務問責與財政支出之間，仍面臨複雜的挑戰。

紐約市警務不當和解金：數字揭示的真相

紐約市每年為警務及檢方不當行為支付的巨額和解金，不僅是對受害者的一種補償，更是對城市財政的實質性壓力。法律援助協會（Legal Aid Society）的年度分析顯示，2025 年的 1.17 億美元和解金，雖較前一年有所減少，但其背後的數據細節，卻值得深入探究。

  • 總體支出下降 43.2%： 2025 年，紐約市為警務及檢方不當行為訴訟支付了 1.17 億美元。相較於 2024 年的 2.06 億美元，這筆金額減少了 8,900 萬美元，降幅達 43.2%。這似乎是一個積極的財政信號，但單看總額並不足以描繪全貌。
  • 案件數量創近年新高： 儘管總和解金下降，2025 年和解的案件數量卻達到 1,044 宗。這是自 2019 年以來，和解案件數量的最高點。在 2019 年，該市曾支付了 1,276 宗此類訴訟的和解金。這意味著，雖然單筆和解金額可能較小，但涉及警務不當行為的事件頻率並未有效降低，反而有上升趨勢。
  • 長期累積的財政負擔： 從 2019 年至今，紐約市已累計支付超過 7.96 億美元來解決警務及檢方不當行為訴訟。這筆龐大的支出，反映了數十年來累積的系統性問題，以及其對納稅人造成的持續性影響。

在 2025 年的和解金中，有兩筆金額最大、也最具代表性的賠款，共計 2,413 萬美元，直接源於 1987 年的一宗錯誤定罪案件。這兩名男子——艾瑞克·史莫克斯（Eric Smokes）和大衛·華倫（David Warren）——在被錯誤定罪服刑數十年後，於 2024 年才獲撤銷原判。史莫克斯先生獲得 1,300 萬美元賠償，華倫先生則獲得 1,113 萬美元。這些案件凸顯了錯誤定罪的深遠影響，以及其為城市帶來的巨額財政負擔。紐約市警察局（NYPD）聲明指出，超過三分之一的賠款是針對錯誤定罪，其中絕大多數案件發生在至少 20 年前。

第三筆最大的賠款達 575 萬美元，用於解決肯尼斯·巴科特（Kenneth Bacote）的訴訟。他指控在 2020 年 6 月遭到警方電擊槍攻擊，導致左眼失明。法律援助協會的分析進一步指出，有 17 個案件的賠款金額超過 100 萬美元，但絕大多數和解金的金額較小，例如一名男子因在 2022 年 1 月被戴上手銬時頭部撞擊金屬置物櫃，獲得 10 萬美元賠償。

法律援助協會的監督律師珍文·黃（Jennvine Wong）指出，紐約市警察局仍然是導致該市在和解金方面花費最高的機構。她強調，必須採取措施加強問責制，以防止不當行為的發生。她建議，讓警察局從其營運預算中支付法律和解金，這項提議曾由該市主計長提出，旨在強化機構自身的財政責任，而非由全市的普通基金承擔這些費用。

數字主編的數據透視：問責制與財政缺口

數字是冰冷的，但它們揭示的現實卻是熱辣的。2025 年紐約市警務不當和解金的數據，看似總額下降，實則暗藏玄機。總支付金額減少 43.2% 固然值得關注，但和解案件數量卻是六年來最高，這指出一個核心問題：不當行為的發生頻率並未有效降低，只是單筆賠款金額可能較小，或大型訴訟結案數量暫時減少。這不禁讓人質疑，現行的問責機制是否真正發揮作用，抑或只是在處理問題的末端，而非根源？

  • 長期歷史遺留問題的代價： 數千萬美元的賠款，例如針對 1987 年錯誤定罪的 2,413 萬美元，明確指出歷史遺留問題的巨大成本。這些案件的結案，雖然是遲來的正義，卻也讓納稅人為數十年前的錯誤買單。這不僅是財政負擔，更是一種警示：缺乏有效監督和問責的體系，其負面效應將會跨越數十年，持續侵蝕公共資源與信任。NYPD 聲稱這些案件不代表「當今警務的狀況」，並強調其已採取「重大措施來加強問責制」，但數字卻提醒我們，過去的錯誤仍在持續產生影響。

  • 預算壓力下的選擇： 市長佐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的發言人山姆·拉斯金（Sam Raskin）明確指出：「每一美元用於不當行為和解金，就意味著有一美元無法用於住房、教育、公園或真正讓紐約人更安全的服務。」這段話精準地闡釋了機會成本。在紐約市面臨預算缺口之際，這些非預期支出直接排擠了其他關鍵公共服務的資源。這也強化了讓 NYPD 從自身營運預算中支付和解金的提議，因為這可能促使警方更積極地預防不當行為，而非僅僅在事後支付賠償。這種財政責任的轉移，有望從根本上改變行為模式。

  • 問責制的未來走向： 案件數量 1,044 宗的攀升，與總金額下降形成鮮明對比，引發對問責制有效性的質疑。若不當行為的數量不減反增，即便單筆賠償金額降低，也可能導致公眾對警方的信任度持續下滑。這不僅是紐約市的問題，更是全球許多大城市在警務改革中普遍面臨的挑戰。如何平衡警務執法效率與公民權益保護，以及如何建立一個既能有效打擊犯罪，又能杜絕不當行為的警察隊伍，是擺在所有城市管理者面前的共同課題。

未來的警務財政與城市治理

紐約市警務不當和解金的數據，不僅是過去一年財政支出的記錄，更是對未來城市治理模式的預警。當城市資源因歷史錯誤和現行問題而持續消耗時，其在住房、教育、公園等民生領域的投入必然受到影響。如何打破這種循環，將成為未來幾年紐約市面臨的核心挑戰。

讓警察局從其營運預算中支付和解金的提議，若能付諸實施，將是問責制改革的關鍵一步。這不僅能增加 NYPD 的財政責任，更可能促使其從內部審視並改進可能導致不當行為的政策與做法。這種由內而外的改革，或許才能真正降低和解金總額，並重建公眾對執法部門的信任。

正如我們在 Mamdani 的警察改革承諾：不只是紐約的事，更是你我身邊的社區挑戰 中所分析的，市長馬姆達尼政府在問責制和財政責任方面有著明確的目標。但這些目標能否實現，最終仍需仰賴具體的政策執行與數據的真實反映。未來，我們將持續關注紐約市在警務改革上的進展，以及這些數據如何形塑一個更公正、更負責任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