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島一家咖啡廳裡，我看到七旬老者細田先生握著一本泛黃的書，書脊已鬆動，書名是《為什麼你能在絕望中戰鬥下去》。他說：「這本書，改變了日本對刑事司法的想像。」他說的是光市母子雙殺案，一件1999年的舊案，卻至今仍在討論：如果加害人是個少年，而社會上有一群人選擇包庇他，誰來為受害者一家討回公理？

當司法體系成了少年的保護罩

根據《President Online》，這起事件的加害人，當時年僅18歲的大月孝行，為了實施強姦而闖入他人的住宅，將23歲的母親和11個月大的女嬰殺害。兇手在4天後落網，但法院最終判決時，他因未成年獲得減刑，僅被無期徒刑的判決嚇退了輿論與媒體，卻未觸動司法實務的底層邏輯。

光市案之所以成為台灣與日本犯罪討論中的常見案例，不只是因為這起案件本身殘忍，更因為它在審判過程裡，暴露出「日弁連」（日本弁護士連合會）在背後推動的策略：為了爭取少年加害者的「教育機會」，不惜讓遺族權益讓步。

「日弁連的作風，就是讓少年犯罪被社會妥協。」來自美國的法律評論家凱倫・吉爾伯特指出。他認為，日本司法對「未成年減刑」的慣性，其實與「保護加害者」的立場密不可麻。這種觀點，在光市事件中被發揮到極致——不僅如此，辯護團在審判期間提出的許多辯詞，被外界認為荒謬、無法想像。

當遺屬成為「邊緣人」，司法還有意義嗎？

事件的受害者家屬，本村洋先生，並没有選擇沉默。他是事件最直接受傷的父親，在妻子與女兒雙喪後，他花了三年多的時間整理事件的經過，並向全國民眾說明他遭遇的司法不公，並成立犯罪受害者協會「あすの会」，成為日本推動犯罪受害者權益的重要推手。

這份抗議行動，最終催生了日本《犯罪被害者等基本法》的制定。然而，在法律的制定與落實之間，仍有巨大差距。許多遺族發現，在法庭裡，他們的聲音常常被壓低。有時，連法院本身，也不認為他們應該被納入「審判當事人」的範疇。

本村洋曾公開表示：「我最痛苦的，不是失去了家人，而是我無法對司法提出抗議。」這樣的言論，在台灣或許聽起來有點耳熟——我們也曾見過類似問題，在社會事件中，「被害者人權」往往成為辯論的邊角料。只是在這件案子裡，邊角料變成了主角，甚至成為整場審判的焦點。

與其說是「教育」，不如說是「逃避」

光市事件中，辯護團提出的「少年加害」主張，成為後來許多少年人犯不被判決死刑或重判的借鑑。這種做法被批評為「社會對犯罪的妥協」，甚至有人形容：「這是一種對少年的優待，卻對遺族的背叛。」

日本的「少年法」「未成年人減刑」等制度，雖然出發點是對未成年犯罪者的改過機會，但當制度被動態操弄，反而可能成為犯罪的「避風港」。尤其當這些少年犯擁有強大法律團隊的支持，而被害人卻被排除在審判程序之外，制度的公信力就開始鬆動。

「日弁連的辯護方式，就像是在為加害人設計一套逃生梯。」一位關注司法改革的評論員表示。在他看來，光市案不僅是司法的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如何看待「未成年人犯罪」的象徵——是該強調教育和機會？還是該嚴肅看待他們行為的後果？

當法律成為雙面刃

本村洋的抗爭，最終沒有改變少年的判決結果，但改變了日本社會對司法的質疑。他曾說：「如果法律不能保護我們，那還需要法律嗎？」

這句話像是一記重錘，敲在每一個人的心上。在台灣，我們也常見法律與情感的拉扯，常見「罪有應得」與「教育為主」的辯論。但從光市案看來，當「教育」變成「包庇」，司法就不再是公平的仲裁者，而是加害方的盟友。

法律應該是一個保護所有人權的框架，而不是只保護某些人的盾牌。遺屬的聲音，不能只是審判中的配角——它們，應該是這個框架裡最重要的一環。

如果你想更深入了解犯罪事件中司法與受害者權益的拉扯，也可以看看這篇文章：想不到！美殺人魔BTK竟是自吹自擂狂人 課教授揭露他如何調侃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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