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朝日新聞》報導，日本的成年後見制度原本為了協助認知障礙或高齡者管理財產，如今卻成了糾紛與濫權的溫床。這項設計，正漸漸顛覆年長者對「專業協助」的信任。

誰可以決定高齡者財產的經手人？

「這就像一家餐廳開業時，既沒廚師菜單也沒點菜流程。」一名曾任日本高院法官，現在轉職為律師的森脇淳一（68歲），用這個比喻描述他眼中的成年後見制度。

根據現行設計，當高齡者失去財務判斷力時，需由法院指定後見人來接管財產。這原是為了防止親屬濫用或詐騙受監護者財產，但實際執行起來卻演變成另一種困局。後見人多半是律師或司法書士，他們的「報酬」由法院職權單方面決定，卻無法上訴或爭議。

這就像一間學校，把營養午餐預算交給不具餐飲知識的行政人員審議，卻還不准學生或家長提出質疑。森脇指出，這樣的制度從根本就無法確保公允，高齡者家庭財務一旦委由這些人管理，往往難以回頭。

為何家庭法院吃撐了？

成年後見制度始於2000年，和日本介護保険同期推行。根據設計，原本這應該由厚生勞動省主導，但因「操作太麻煩」，這項業務最終被甩給家庭裁判所。

然而，家庭裁判所法官專長是法律，不是社會福利。面對幾萬名需要後見人的年長者，他們被迫擔任起類似行政審查的角色，導致系統徹底崩壞。

曾參與改革初期業務的森脇記得，當時連檢察官都上陣支援。他說，家庭法院的現狀類似一家醫院在處理緊急醫療業務時，卻同時管理人事與預算，最終疲於奔命，只為「處理起來方便」的專業後見人讓業務壓縮。

親屬若想當後見人，反而會遭職員責問：「你憑什麼相信血親能管理財產？為什麼不信任第三方？」這種態度，進一步把更多人排除在照顧高齡者的角色。

當後見制度成了「遺產戰爭」的武器

更令人失望的是，後見制度竟被當作家族爭產工具。森脇回顧執業經驗時指出，許多兄弟姊妹會故意對某一位長輩的照顧者提出後見申請，以牽制對方可能獨佔遺產的疑慮。

這類「後見爭奪戰」，常讓實際照顧高齡者的親屬被冠上「濫用」、「虐待」的名義，連帶著把長輩從家中驅逐，送入養護院。而新指定的律師或事務所，除了掌控金錢，還能長期從中「抽成」，形成立體式利益結構。

在日本，這樣的業務對專業後見人而言，不無吸引力：每人每月2萬至5萬日圓，只要有20到30位後見人，便能維持穩定收入。更糟的是，這種「終身職」讓部分後見人無動於衷地管理同一筆財產數十年，直到受益人去世方才落幕——這與我們熟知的職業養老院經營者，有異曲同工之妙。

倫理困境：法律與社會福利的錯位

改革聲音日漸浮出，但目前日本法務省尚未推動重大變革。有提案主張將後見業務從法院轉交給專門機構。這其實並非天方夜譚——德國設有專職的「世話人廳」，服務對象達百萬人，美國也有類似的第三方監測組織。

森脅認同此種方向，但他也強調，任何改革若無法回應「誰能監督後見人」、「如何設定透明報酬」等核心問題，實質差異將微乎其微。

在現行制度下，我們看到的不只是法律缺陷，還有整個社會對「高齡者財產」的迷思。台灣近年因少子化與人口高齡化，也在思考照顧者財務自主等議題（如72歲「英檢一級」達人誕生！2年狂學英文背後原因曝光），這樣的日本經驗，或許能引發我們對長期照護制度更深一层的思辨。

結語：成年後見制度，不是「專業越多越好」

森脇最後提出建議，強調讓親屬後見人回歸本位，只有在無家族可託的情況下，才交由專業機構經營，並透過透明價格機制與社會監督確保公平。這不只是制度的重整，更是對「人」的重視——因為，最能照顧高齡者的人，往往是那些血濃於水的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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