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New York Times》的最新報導,儘管對於川普總統處理伊朗問題的方式,許多批評者認為其危及美國安全,甚至有「非法」之嫌,但弔詭的是,部分民眾對德黑蘭當局的負面觀感,反而沖淡了他們對川普權力濫用的擔憂,即便民調顯示,當時有超過一半的美國人反對美國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這就像是,家裡著火了,大家都在爭論該用哪種方式滅火,但有些人卻因為不喜歡放火的人,而對滅火的手段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當「川普伊朗政策」遇上美國內部的歷史傷痕
想像一下,你和你的朋友在咖啡廳裡,聊到一個複雜的國際新聞。這件事的背景,可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清的。川普的伊朗政策,簡單來說,就是一種「極限施壓」(Maximum Pressure)策略,透過經濟制裁、外交孤立,甚至不時的軍事威懾,試圖迫使伊朗政府在核子計畫及區域影響力上做出讓步,或甚至期待其內部政權出現變化。但問題是,當川普真的動用軍事力量時,美國國內的反應卻異常複雜。
《New York Times》的報導揭示了這種複雜性。在美國國會,特別是民主黨內部,對於川普的伊朗行動出現了明顯的分歧。一部分人,像是來自加州的眾議員羅·卡納(Ro Khanna)和紐約的亞歷山卓·歐加修-寇蒂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他們把所有焦點都放在川普本人身上。他們痛批總統「在外交與安全唾手可得之際,卻蓄意選擇了侵略」,甚至指控他對國家撒謊。對他們來說,這不只是一次外交失誤,更是對民主體制和總統權力的嚴重濫用。他們擔心,這種行為會讓美國陷入不必要的戰爭泥淖,就像過去的伊拉克戰爭一樣。
「伊拉克後遺症」的陰影
這場爭論的根源,其實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的伊拉克戰爭。你可能還太年輕,不記得那段歷史,但對於許多美國政治人物和民眾來說,那是個揮之不去的陰影。2001年9月11日恐怖襲擊後,美國國會就是否授權入侵伊拉克而產生了嚴重分歧。當時的民主黨內部,有人支持,有人反對。這道裂痕甚至延續到2008年的總統初選,成為當時歐巴馬和希拉蕊·柯林頓之間激烈辯論的焦點之一。歐巴馬從一開始就反對伊拉克戰爭,而希拉蕊雖然投了贊成票,後來也承認那是一個「錯誤」。
這段「伊拉克後遺症」讓許多人對美國再次捲入中東衝突感到極度警惕。一些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老兵,例如亞利桑那州的參議員魯本·加列戈(Ruben Gallego),就以自己親身經歷的創傷,來反對川普的軍事行動。他回憶起自己在伊拉克擔任陸戰隊員時,母親對他的擔憂,以及他自己多年來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搏鬥。加列戈先生在CNN的採訪中沉痛地說:「沒有什麼比看到你的朋友為了一個不符合國家國家利益的事業而犧牲更糟糕的了。」這句話道出了許多退伍軍人的心聲,他們不希望看到歷史重演。
但有趣的是,並非所有人都如此。報導中也提到,有一小部分民主黨議員,儘管對川普政府抱持不信任感,卻認為這次對伊朗的軍事行動符合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俄亥俄州的眾議員格雷格·蘭茲曼(Greg Landsman)就是其中之一。他甚至表示,他計畫投票反對一項旨在限制川普軍事行動能力的決議。他認為這與政治無關,而是基於他對國家安全最佳利益的判斷。這就像是,一群人都在抱怨廚師手藝差,但當廚師端出一道他們覺得還不錯的菜時,即使不喜歡廚師,也願意給這道菜點個讚。
撕裂的民意:當恐懼蓋過原則
這種現象背後,其實反映了美國社會深層的矛盾。一方面,許多人對川普的執政風格、對權力的運用方式感到擔憂,甚至反感。特別是當他支持率只有38%時,一些戰略家認為,激烈的反對聲音更容易獲得民意支持。歐巴馬政府的前高級顧問丹·普法伊費爾(Dan Pfeiffer)就直言:「一個支持率只有38%的總統,對於一場隨意的政權更迭戰爭,在這裡猶豫不決簡直是瘋了。」他認為,美國民眾並沒有投票支持這樣的戰爭,也不信任執行者。
然而,另一方面,美國人對伊朗的態度,也並非鐵板一塊。伊朗長期以來被許多美國人視為地區不穩定的根源,對其核子計畫和支持恐怖主義的指控從未間斷。當川普對伊朗採取強硬行動時,即使其手段備受爭議,部分民眾會因為對伊朗的長期厭惡,而選擇「忍受」川普的行為。這就像是,你雖然不喜歡警察辦案粗魯,但如果他抓到你深惡痛絕的罪犯,你可能也會選擇容忍他的粗魯。對這些人來說,對抗一個被視為「敵人」的國家,其重要性甚至超越了對總統權力濫用的擔憂。
這也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在複雜的國際政治中,民意往往不是單一線性的。人們的判斷會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包括對領導人的信任度、對外部威脅的感知、以及歷史經驗的教訓。對於投資人而言,這意味著地緣政治風險的評估不能只看單一事件,更要深入理解各國國內政治的複雜性與民意走向,因為這些內部分歧,可能導致政策的不穩定性和不可預測性。
未來的棋局:中東的火藥桶與全球的漣漪
這次爭議,不只是一場關於伊朗的軍事行動,更是一面鏡子,映照出美國社會在外交政策上的深刻撕裂。這場撕裂,不僅影響著中東地區的穩定,也可能牽動全球的經濟與政治格局。當美國國內無法形成統一戰線時,其對外政策的連貫性和有效性將大打折扣。
這場棋局會如何演變?美國在中東的角色又將如何調整?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持續關注的議題,或許您可以參考我們過去關於 美國出兵伊朗:中東的火藥桶,全球經濟的引信 或 川普「一了百了」假象:伊朗行動揭示的全球市場深層危機 的深度分析,來拼湊更完整的圖像。畢竟,在瞬息萬變的國際舞台上,理解這些內外因素的交織,才能讓我們看得更遠、想得更深。



編輯觀點
這種現象背後,其實反映了美國社會深層的矛盾。一方面,許多人對川普的執政風格、對權力的運用方式感到擔憂,甚至反感。特別是當他支持率只有38%時,一些戰略家認為,激烈的反對聲音更容易獲得民意支持。歐巴馬政府的前高級顧問丹·普法伊費爾(Dan Pfeiffer)就直言:「一個支持率只有38%的總統,對於一場隨意的政權更迭戰爭,在這裡猶豫不決簡直是瘋了。」他認為,美國民眾並沒有投票支持這樣的戰爭,也不信任執行者。 然而,另一方面,美國人對伊朗的態度,也並非鐵板一塊。伊朗長期以來被許多美國人視為地區不穩定的根源,對其核子計畫和支持恐怖主義的指控從未間斷。當川普對伊朗採取強硬行動時,即使其手段備受爭議,部分民眾會因為對伊朗的長期厭惡,而選擇「忍受」川普的行為。這就像是,你雖然不喜歡警察辦案粗魯,但如果他抓到你深惡痛絕的罪犯,你可能也會選擇容忍他的粗魯。對這些人來說,對抗一個被視為「敵人」的國家,其重要性甚至超越了對總統權力濫用的擔憂。 這也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在複雜的國際政治中,民意往往不是單一線性的。人們的判斷會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包括對領導人的信任度、對外部威脅的感知、以及歷史經驗的教訓。對於投資人而言,這意味著地緣政治風險的評估不能只看單一事件,更要深入理解各國國內政治的複雜性與民意走向,因為這些內部分歧,可能導致政策的不穩定性和不可預測性。